一直以来，小微企业的故事就是挣扎求生的故事。

技术进步，口味变化，市场转型，新竞争对手出现，都会让小微企业频频陷入困境。

近几十年来，小微企业的生存愈发困难。在美国，有三分之一的小微企业活不过两年；有一半在开业后的五年内倒闭；能坚持十年的不会超过三分之一。

洪水、飓风、火灾、供应链断裂、银行的歧视，尤其是对妇女和有色人种的歧视：任何小微企业能够幸存下来都是一个奇迹。

2020年，布鲁金斯学会宣布新冠疫情是“美国小微企业面临的最大生存威胁”。一些人预测，每四家小微企业中就有一家会因大流行而永久关闭。其他人则将这一数字定为三分之一或更高。在2020年春季进行的几乎所有调查中，超过一半的地方企业表示，它们面临着倒闭的风险。

小微企业对经济的健康至关重要，这是所有人的共识，美国的就业增长几乎完全是由小微企业推动的。然而，作为美国最小的政府机构，小微企业管理局一年的预算抵不上国防部一天的支出。

2020年8月，在疫情肆虐中，普利策奖得主加里·里夫林再次上路，采访了200多名对象和60多家小微企业主。原本，他担心会见证和记录一场大规模的小微企业倒闭潮，未承想，却发现了那么多出乎意料、饶有兴致甚至是令人振奋的故事。

《拯救老街》引言

文 | （美）加里·里夫林

翻译 | 方正辉

宾夕法尼亚州的老福格镇有8000人口，位于斯克兰顿市以南几公里的地方。每年1月是小镇上意大利风味的库苏马诺餐厅最红火的时候。尽管有时气温降到个位数，但每个周末餐厅里高朋满座，楼下的“地窖”酒吧也很火爆。

三十四岁的库苏马诺身体健壮，他从上小学的时候开始学着做饭。妻子尼娜比他小两岁，十六岁就开始在餐厅干活了。2013年餐厅开张以来，这对夫妇也曾后悔过进入餐饮业。餐厅的菜品无可挑剔，也获得了不少顾客的赞誉，但有时候几个月都发不出工资，只能靠尼娜上菜挣点小费过日子。

到2020年1月，即使是周三周四，也有不少人前来消费，这种好日子一直持续到2月。那年的情人节恰好是星期五，那天晚上可能是这家餐厅开业七年多来生意最好的周五之夜，这个三天的假期也成了他们开业以来销售额最高的一个周末。

“我们一度觉得这回是真的成功了！”库苏马诺说。

《熊家餐馆》剧照

2月中旬客流开始减少，库苏马诺夫妻俩安慰自己，客流有所回落是正常的。但转眼到了3月，他们俩不时瞥一眼电话机旁记录预订信息的活页夹，上面预订周五周六晚餐的也只有稀稀落落的几个名字。“不过是暂时的不景气。”他们继续自我安慰着，餐饮业有淡季旺季的周期性特点，人们也不喜欢在三九天外出吃饭。有几个晚上，他们似乎更像是天气预报员，而不是餐厅老板。2月的最后一个周六晚上，餐厅里只有不到一半客人。他俩估摸着是因为“今晚最低气温零下4摄氏度”。还有一天晚上的天气是“由冻雨转结冰”，难怪没什么客人。

早春3月，户外渐渐温暖起来，可预订量还是不断下跌。库苏马诺一直关注时事，了解到新型冠状病毒正在全球蔓延，但那时病毒还没有传到美国，东西海岸只有少数病例报告，距离他们这种中等规模的城镇还很遥远。他们也都没有注意到，即将到来的大流行可能是预订量急剧下降的原因。

餐馆从供应商那里进货时，食品的日期标签是另一个早期迹象，预示了灾难将要袭击老福格和世界其他地方。老福格是一座老矿工小镇，库苏马诺是小镇老街上六家意式餐厅之一。沿街的安东尼餐厅的老板兼大厨菲利斯·米歇尔打来电话，隔壁里纳尔迪餐馆的拉塞尔·里纳尔迪和镇上其他餐馆的老板也打来电话，他们都问了同一个问题：供应商发的货不是最新鲜的？库苏马诺注意到一个不同的现象：以往进货的鱼都是在四十八小时内捕获的，现在都过了好几天了。

“我开始认真琢磨这是怎么回事。”库苏马诺说，他发现新冠病毒对生意的影响。

“我们想方设法节省开支，”他说，“减少食品预订，压缩酒类采购，缩短营业时间。”

《熊家餐馆》剧照

3月的第二个星期五是13日，那天的气温达到了18摄氏度，但夜晚的客人依然稀少。那个星期六，斯克兰顿市举办每年一度的圣帕特里克节大游行，通常这时候的餐厅和酒吧里人潮涌动，餐厅也进账颇丰。“这个地方一片嘈杂混乱。”尼娜说，但斯克兰顿市取消了今年的游行活动。鲍勃·默克林那天在吧台服务，他是一个土生土长的老福格人，2017年当了一届镇长后，就开始周六晚上在这里上班（他决定参选和不竞选连任的理由都是“我在意我的孩子们”），通常他会在忙碌的周六晚上有一二百美元的小费，不过那天晚上能挣到50美元就算幸运了。只有一场意外的小型聚会，临到开始前几个小时才定下来。他们继续着庆祝活动，但那天晚上其他的顾客只有那些一夜夜坐在酒吧同一张椅子上的人。在平时充满了欢乐气氛的屋子里，人们的心情都很灰暗。

周日，距离小镇南部两小时车程的费城，市长宣布暂停餐厅堂食，州长对费城周边郊区以及包括阿利根尼县在内的匹兹堡的餐馆也实施了同样的限制措施。库苏马诺回忆起那一晚最后的狂欢，就像人们在末日来临前再出去尽情放松一次。“周日那天生意不错，我们都很吃惊。”库苏马诺说，在换班结束时，他与餐厅服务员杰西卡·巴勒塔一起坐了会儿，她从餐厅开业就在这里工作，她也是一个小企业主，在斯克兰顿有自己的舞蹈工作室。

“库苏马诺说他很清楚这周三餐厅不可能开张了，”（库苏马诺餐厅周一和周二不营业）巴勒塔回忆道，“我也觉得是这样。”周一宾夕法尼亚州州长汤姆·沃尔夫正式宣布签署了一项命令，餐厅可以提供外带和配送服务，但禁止全州各地餐厅堂食。

开始实施限令的几个小时，库苏马诺大部分时间都在跟他的二十三个员工打电话、发短信或谈话，餐厅服务生和酒吧调酒师往往有其他收入来源，但在厨房工作的员工却没有，他们需要工资来支付房租，维持生计。这成为库苏马诺最先碰到的棘手问题：留下谁？解雇谁？

他不想过多考虑时间安排。对任何企业来说，为员工建立退休计划都是一件非同寻常的大事，他和尼娜最终筹集了足够的资金，为自己和几个老雇员启动了401K计划。当州长发布限制令时，他们只有几周时间与员工谈判，最终确定了一笔与员工缴纳的退休基金相匹配的数额不多的遣散费。这项计划还列入了一些需要暂时搁置的事项，谁也不知道会搁置多久。

“我们真的非常幸运！”库苏马诺说，“进入开业第七年，生意渐入佳境。”在过去的一年多，餐馆只有两三周的不景气。但忽然间，一次无限期的停业出现在眼前。

“过去我们真的经营得很顺利。”他说。

果真如此吗？其实不然。

库苏马诺餐厅向南五十分钟车程的州际公路旁，坐落着另一个老煤矿小镇黑泽尔顿。黑泽尔顿和老福格的兴起都可以追溯到两百年前，那时的宾夕法尼亚州东北部开发煤矿和铁矿，为工业革命提供了动力，但两个地方今天的模样却是截然不同的版本。老福格的独特之处是这些年来几乎没有什么变化，虽然城里有波兰人祖先最初定居的丘陵小区“波兰阿尔卑斯山”，还有象征性的爱尔兰酒吧，但今天的意大利人小镇还是像一百年前一样。人们乘坐公交到斯克兰顿或是镇上工作，这里有宾夕法尼亚州最大的啤酒和苏打饮料批发经销商，有很多仓库工作岗位，在通往城镇的主干道旁，还有庞大的木材和厨房用品仓库，吸引更多的人来这里就业。很多人在意大利餐馆找到工作，这些餐馆吸引了几代人来到老福格。

相比之下，黑泽尔顿几十年来一直处于巨大的变化中。黑泽尔顿城区有3万人口，一直是个“大熔炉”，每次发现一个新矿，都会在周边形成一个“补丁城”。意大利人在矿山工作（或者向矿工推销产品和服务，就像库苏马诺家族就一直在老福格服务了几代人），但爱尔兰人、威尔士人、波兰人、斯洛伐克人、德国人和近来很多的多米尼加人也在这里生活和工作。

1959年，由于诺克斯煤炭公司采矿过于逼近萨斯奎哈纳河，造成斯克兰顿附近的煤炭业一夜间崩溃。这场在当地被称为“诺克斯灾难”的事故淹没了几公里的矿井，几乎终结了这个地区的采矿业。黑泽尔顿煤炭业的衰落来得晚一点，但同样严峻。

到21世纪初，镇中心70%的店面空空如也。虽然有人逐渐认识到靠近80号州际公路就是问题的根源，但能够拯救黑泽尔顿的也是这条路。这条东西走向的大型公路连接着纽约市和旧金山（包括克利夫兰、芝加哥以及沿线的很多大城市），从该镇以北仅几公里处穿过。如今，一个民间组织资助在城外建了几个工业园区，其中就有亚马逊（Amazon）大型物流中心、嘉吉肉类公司(Cargill Meat)的屠宰场、汽车零售批发商奥众公司(AutoZone)、著名牛仔服装美鹰傲飞(American Eagle Outfitters)，大型巧克力类糖果制造商好时公司(Hershey)和其他几十家品牌公司的配送中心。

“诺克斯灾难”发生后，铁路车厢从改道的 Lehigh Valley 线上倾倒。该灾难几乎终结了这个地区的采矿业。

该地区的就业岗位大量增加，有助于当地经济复苏。布罗德街是黑泽尔顿的主要商业区，也是这里的老街，疫情期间小商户的租用率达到75%。通往纽约（距离东部两小时车程）和新泽西的便捷通道吸引了亚马逊和嘉吉公司，也同样吸引了大量工人，其中大多数来自多米尼加共和国。2000年，黑泽尔顿有不到5%的拉丁裔人口。新冠到来时，拉丁裔人口已经过半。19世纪中叶，那些在煤矿工作的英国、威尔士和爱尔兰人，不允许此后到来的意大利和东欧人参加他们组织的工会，为新来者进入他们的银行和企业设置障碍。那些曾经遭受歧视的先人的后裔们，显然没有接受那段不光彩的历史教训，他们对新移民群体极不友善，不愿意这些人也来分享他们的小镇生活。

伯曼尼亚·赫尔南德斯是多米尼加人来到黑泽尔顿的第一波大潮中的一员，被家人和朋友、客户亲切地叫作薇尔玛。她出生于多米尼加共和国，十九岁时移居纽约。她的丈夫莱昂纳多·雷耶斯也是多米尼加人，为当地一家经销商运送饮料。薇尔玛先在一家发廊工作，后又离开布朗克斯公寓。2001年9月11日，他们一家五口人挤在只有两间卧室的公寓内。纽约双子塔遭恐怖袭击后六个月，他们在黑泽尔顿买了一栋独立屋，在这里，薇尔玛终于实现了她在美国的梦想——拥有一间自己的美发厅。在布罗德街，距离著名的阿特蒙酒店不远处、约翰·肯尼迪在1960年竞选接近尾声时面向公众发表演讲的地方，“薇尔玛美发厅”开业了。

与库苏马诺一样，薇尔玛在开业初期发展也不顺利，不同的是她还面临被视为“外来闯入者”的种种偏见。2006年，她的美发厅已经开业了好几年，黑泽尔顿通过了被媒体称为可能是全美最严厉的反移民措施。其中一条规定，如果企业雇用或出租房屋给非法移民，会被吊销执照，房主将被处以每天1000美元的罚款。薇尔玛几乎不会说英语，也拿到了公民身份证件，但这项措施吓跑了很多新来的。她认为这简直就是“一个倒霉的条例”,让她的美发厅损失了大约一半的生意。

然而城镇边缘的工业园区繁荣依旧。她继续拓展客户，不断发展业务，还添置椅子和剪发座位，增加了人手。当疫情开始流行时，她已经雇了八个人，其中六名剪发，两人负责洗头和打扫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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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薇尔玛五十四岁了，她身体健康，一张善良、坦诚的面孔，黑发向后梳着，明亮、欢快的眼神在时尚的眼镜后闪烁。她跟那些还住在纽约布朗克斯区的老朋友交谈，他们告诉她老街坊的理发师和其他人受感染的可怕故事。有一家西班牙语媒体的报道让她很紧张，州长发布了餐馆堂食禁令，但她仍然无法想象疫情会在黑泽尔顿流行，更不愿去想她的店会关门。

三天后，州长沃尔夫宣布“宾夕法尼亚州所有非生活必需类企业”的关闭禁令，她仍然无法完全接受这一消息。她的女儿吉妮西丝打电话告诉她州长的禁令。“她说：‘妈妈，州长说你得关门！’”薇尔玛回忆着，“我心想，怎么会是这样？这不可能是真的。”薇尔玛经历过“9·11”事件，事件之后两天她仍继续工作，开业十六年来从来没有关过门，假期也照常营业，无一例外。她说：“我不相信这个关门令。”

尽管不相信，薇尔玛还是有了关门的借口。她的员工们围着顾客忙着洗发，靠近顾客的面庞精心修剪发型。当时的卫生专家强调，接触门把手或其他受污染的表面，很有可能感染病毒。薇尔玛和员工们开始戴着手套工作，客人离开后都要消毒。但美发厅属于公共密集型空间，关门不可避免。像库苏马诺一样，薇尔玛也觉得灾难要来了，尽管当时她还不能完全说清楚。以往忙碌的店里，员工们站在一起无所事事，等着那些通常一两个星期就会来做一次美容的顾客，那些顾客明显地感觉不自在。回想起来，至少在一周前，州长宣布禁令也是迫不得已的事情。

“大家都怕，”薇尔玛说，“我就更怕了。”接下来几天都没有平息她的恐惧。工业园区以及黑泽尔顿与纽约的紧密联系，意味着病毒会迅速在这个工薪阶层聚集的小镇里传播。很快，当地官员发布黑泽尔顿已成为宾夕法尼亚州感染病例最多的地方。

亚马逊物流中心和嘉吉肉类加工厂有大量的拉丁裔员工，很多人经常往返于纽约与黑泽尔顿之间。一些人指责这里的拉美裔人口众多是造成高感染率的原因，他们也同样指责共和党人市长对全体居民实施的宵禁。在全国范围内，唐纳德·特朗普称新型冠状病毒为“中国病毒”和“功夫流感”，激起了人们对亚裔美国人的仇恨，薇尔玛和其他拉丁裔人也防备着可能到来的冲击。

薇尔玛给八名员工逐个打电话，告诉他们她不得不解雇他们。她历来擅长填写政府的各种表格，答应帮助他们学会如何使用本州的失业补助系统。有两名员工因为最近刚开始在店里工作，还不符合申领失业救助的资质要求。她尽力给了他们资助，为她和丈夫还有些积蓄感到欣慰。他们还需要些资金储备来还店里的贷款，并支付停业期间的其他费用。

《白日梦想家》剧照

薇尔玛尽量不去为长远的未来担忧，但每周与员工的谈话并没有给她带来宽慰。“他们给我打电话，担心以后怎么办，担心会失业。”她说，她尽力掩藏内心深处的恐慌，但也无法向他们保证一切都会好起来。

“他们不停地问，什么时候可以回来上班？接下来会怎么样？我只能告诉他们我不知道。”薇尔玛说。

“没有人知道。”

小企业的故事一直围绕着生存这一主题。技术发展、兴趣转移、市场变化、新竞争者出现，随时都会危及小企业的生存。技术进步让铁匠和马车成为历史，后来的录像带出租店和二十四小时冲印店也是如此。社区环境变化导致小企业倒闭，经济衰退又横扫了那些在繁荣时期本就步履蹒跚的小企业。互联网为企业家创造了新的机会，也带来了新的威胁。

就像华尔街巨头的金融操纵导致了2008年的次贷危机一样，有时候它们往往会成为大型企业巨头追逐巨额收益的牺牲品，小企业用了将近十年时间才从由此造成的严重衰退中恢复过来。

近几十年，生存变得愈发艰难。沃尔玛和其他大型商店在全国城市的老街周边不断涌现，连锁店持续吞噬着整个商业领域。那些意欲角逐国内外市场的私人股本公司和财力雄厚的投资者，聘用专业的MBA管理团队，在饭店、零售商店、生产工厂等实施即时库存管理系统和其他提高效率的措施，压低了价格。同时，小企业的租金随着保险费和其他各种费用的价格一起飙升。这些自营的小企业对亚马逊和互联网望而生畏，它们在全球化和业务外包等全球趋势中艰难度日。

美国有三分之一的小企业来不及庆贺它们的两周年就倒下了，半数会在开业五年内关门，70%在十年内倒闭。水灾、飓风、火灾、供应链断裂、中间人失信，以及银行通常对小企业特别是对女性和有色人种业主的歧视，结果就是：任何一家小企业存活下来都是一个奇迹。

起初，新冠疫情似乎对大大小小的企业都造成了暂时的打击，3月很糟糕，4月也不会好。再过几个星期，各种防疫措施就会见效，一切会或多或少地恢复正常。“我希望在复活节前放开，怎么样？”唐纳德·特朗普3月底在福克斯电视台的《市政答疑》节目上这样说。但五天后，一向小看疫情的特朗普也承认，全国的疫情限制时间还不能确定。

疫情不会歧视。大企业和小企业同样承受着停工危机，但小企业跟那些大块头的老大们没法比，它们缺乏资金和财务缓冲，在衰退冲击中更加脆弱和受伤。

2019年摩根大通公司的一项研究观察了75万多家美国有代表性的小企业，50%的企业手头仅有支付两周或更少时间的现金，白人企业主平均只有十九天的资金储备。黑人更少：银行户头里只有十二天的现金。人们除了担忧美国小企业的命运，还担心这位白宫的掌门人无法应对这场百年不遇的全球大流行病带来的巨大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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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威人士警告说，更艰难的时刻正在到来。布鲁金斯学会的“汉密尔顿计划”深入分析了疫情开始后两个月的数据，在提出的经济政策建议中，宣布新冠疫情是“美国历史上小企业面临的最大生存威胁”。

那年春季，有人预测四分之一的小企业将因为疫情而永久关闭。正如流行病学家警告的那样，有人预测如果疫情延续到秋季以后，这一数字将达到三分之一以上。一些听证会直接听取了小企业主的意见，它们对未来的评估更加悲观。2020年4月，美国全国经济研究所的一份研究报告称，如果疫情持续四个月，有30%的餐馆老板认为可以活下去；如果时间超过六个月，只有15%。

全国各地的地方商会和行业协会对它们的会员进行了调查，而在2020年春天进行的几乎所有民意调查中，无论农村、城市，还是近郊、远郊，结果都没有区别：超过一半的当地企业主表示他们有永久倒闭的风险。

大部分品牌连锁店和其他企业巨头会幸存下来。一般来说，它们有几个月的现金储备，以及可以随时筹集资金的办法。即使在疫情开始几个月后宣布破产的大型零售商（如服装销售商JCPenney、连锁高端百货商店Neiman Marcus、知名男士服饰Brooks Brothers、女装品牌Ann Taylor和Lane Bryant），也安排了继续运营所需的融资。

对于一些小企业来说，影响它们偿付能力的唯一因素就是缺少能够体谅它们的房东和那些提供抵押贷款的银行家。到3月底，包括薇尔玛在内的美发厅和理发店的收入下降了80%以上。根据全美6万家小企业使用的电子支付数据，疫情发生一个月后，服装销售额下降了90%以上。包括披萨店、亚洲餐厅和其他适合外卖的熟食店在内，全美酒吧和餐馆的信用卡交易量下降了43%，像库苏马诺餐厅那样的堂食店的营业额更是断崖式下跌。

大型连锁餐厅橄榄花园（Olive Garden）、苹果蜂（Applebees）和连锁美发沙龙超级剪刀（Supercuts）日子还不错。大型零售商因为销售日用品、药品、五金制品和其他日常必需品，被允许继续开业，所以日子还过得去。那些代表小企业发声的人担心，新冠疫情提供了巨大的机会，使经济体中的那些大块头进一步扩大市场份额。每一个被弃用空置的店面，都成为快餐连锁店福乐鸡（Chick-fil-A）、熊猫快餐（Panda Express）、运动鞋生产商福洛克（Foot Locker）和派勒斯（Payless）等大牌的潜在新店。

“这是一个强者通吃的时代。”耐克公司CEO在疫情大流行几个月后这样告诉一个金融分析师团队。毫无疑问，这是那些大型零售和餐饮连锁店老板的心态。尽管它们的高管非常谨慎，也没有在财报电话会上公开讲明，但对他们来说，扩张似乎就是一种持续不断的常态。

我非常了解经营小企业的艰辛和风险，这也是我童年时期最深刻的记忆。我父亲成年后一直是个小商人，他和我爷爷起步时从著名的伦敦萨维尔街进口布料制作男士西服，他那时只是个十八岁的从英格兰移民来的犹太人（比薇尔玛来纽约时还小一岁）。十年后，他管理着一家与合作伙伴合开的小型工厂，后来演变为一家宠物食品公司，拥有并与我的两个哥哥经营了6家叫做“宠物馆”的宠物商店。

1980年，罗纳德·里根当选总统，最终毁掉了我家人的工厂。（他们大部分产品是卖给大学和研究机构的，但里根大幅度削减了用于科学研究的资金。）一家收购宠物食品业务的大公司背叛了我父亲和他的合伙人，让一笔本来有可观回报的买卖落空。风险投资是“宠物馆”倒闭的关键因素（我父亲和兄长们没有财力雄厚的投资者，而他们的竞争对手却有），最终在1992年的经济衰退中关门，那场经济衰退促成了比尔·克林顿当选总统。

我父亲在六十四岁那年因心脏病去世，他的“宠物馆”也摇摇欲坠。不论从哪方面说，他都算是成功的，可以养家糊口，衣食无忧，过着相当舒适的生活。但这一切来之不易，而且没有达到他想要的回报。我目睹了父亲一生事业中的兴衰沉浮，这让我对小企业主抱有由衷的敬意，特别是对那些跋涉过背信弃义的污水险滩仍能存活下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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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春天，当我要求采访一些企业主时，他们普遍乐意接受。那时我才意识到，关注小微企业，其实是关注更广泛意义上的疫情。莱赫药店的乔·莱赫六十出头，尽管他希望能够关门歇业，但像他这样的企业被认为是生活必需类，员工没有关门歇业的待遇。小企业处于口罩大战的前线，执行还是不执行戴口罩的要求，就像是决定社交距离规则一样，取决于他们自己。最后，还有接种疫苗的问题。是否要求员工接种疫苗，对于从事食品或理发业务的企业主来说是至关重要的问题。

意外的是，报道灾难竟成了我的专长。2005年，卡特里娜飓风之后，洪水仍在新奥尔良市的大部分地方肆虐，《纽约时报》派我去那里找一家受灾特别严重的小企业，连续报道其遭受的重创和重建的艰辛。

此后的十年里，我一直追踪报道自由银行。飓风过后，这家银行只有大约七十五名员工，但却重建成为全美最大的黑人银行之一。我的关注范围扩大到整个城市的重建，在堤坝垮塌六个月后，新奥尔良2.2万家企业中的2.1万家仍处于停业之中。我采访过的每一位房主都认为，他们是否重建家园，一定程度上取决于那些被淹没的社区里小企业的状况。在杂货店、药店、干洗店、加油站等不能恢复正常的情况下，选择重建难道是明智的吗？

小企业并不能决定一个社区的命运，但新奥尔良在飓风过后的现状表明，小企业左右着人们对生活在一个地方的看法。几年后，我正在写关于2008年房贷危机的报道，那场危机仅在美国就造成了近1000万套无法偿还房贷的房屋。我曾在遭受重创的社区采访过一段时间，那些在艰难时期挺过来的小商人重新开设了小额贷款、小型租售商店、典当行等业务，而在经济衰退初期苦苦挣扎的家庭经营企业无一例外地倒闭了。小额贷款商和典当行相继入驻，还有一些大型电信运营商，否则店面还会空置更长时间。

小镇上空置店面的黑暗景象一直萦绕在格伦达·舒梅克眼前。她在唐克汉诺克小镇上有一家礼品贺卡店，这个只有1700人的小镇地处宾夕法尼亚州郊区的安德里斯山脉。2020年4月的一天，格伦达独自坐在母亲三十多年前开办的商店里，思虑的不仅是自己，还有小镇和很多像她这样的人。她担心新冠病毒意味着“美国生活方式的终结。我们熟悉的美国小镇就要消失了”。

她的观点不无道理。无论在小城镇、大城市，还是在两者之间任何规模的地方，有四分之一或三分之一的小企业会对当地产生深远的影响。那些被大型零售商和连锁店蚕食的小镇老街，因为小企业的相继倒闭而进一步被掏空，社区重心进一步转移到大型零售商劳氏（Lowes）、塔吉特（Target）和百思买（Best Buy）聚集的购物中心。

新冠疫情有可能改变全美国的商业地理，那些颇具特色和吸引力的商店和餐馆陆续关门，这一道风景线的消失，就如简·雅各布斯在《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中所说的“宜居城市人行道上的芭蕾”再也看不到了。人们不会再来这条曾经的商业一条街餐饮和购物，而是去州际公路附近的商业设施。

新冠疫情有可能摧毁当地经济。那些远在大城市里的大公司办公室聚集了越来越多的资金，在小镇社区循环流动的资金则越来越少，造成更广泛领域的经济增长放缓。在我待过的每一个社区，我发现人们一直在努力重振逐渐式微的老街，他们在与企业巨头的多年竞争中不断受到打击和削弱，疫情大流行又为这场抗争增添了悲剧性和紧迫感。格伦达感慨道：“如果我们都关门了，除了沃尔玛、一元店和互联网，还能给人们留下什么呢？”

“多样性”是我在观察研究企业时坚持的原则。这当然包括企业的类型，以及企业主的年龄、性别和种族。在这个严重撕裂、躁动不安的时代，地理上的多样性很重要，政治上的归属也不能忽视。我住在纽约市，疫情开始时，这里有20多万家小企业，有很多有意思的小企业可供选择。但作为美国最大的城市和最昂贵的城市之一，纽约似乎并不典型，这里的主要问题是过高的租金和昂贵的生活成本。

奈杰尔是我楼下的干洗店店主，房东将月租金从8500美元涨到13000美元，那不过是一个狭窄简陋勉强放一个柜台和挂干净衣服的地方。他关了自己的洗衣店，当地一家专营低价糕点、三明治和咖啡饮料的加盟店搬了进来。从我办公室窗口可以看到一家“领事馆餐厅”，面积不大，每月租金超过2万美元。

我在纽约找到了一家小型生产商索可可公司，它是纽约市最北端布朗克斯区产业园的巧克力制造商。除此以外，作为本书焦点的企业位于宾夕法尼亚州东北部，特别是三个县：卢泽恩县（黑泽尔顿）、拉克万纳县（老福格和斯克兰顿）和怀俄明县（唐克汉诺克）。宾夕法尼亚州的这些小企业远离海岸，没什么特殊优势，是很好的可供观察研究的典型。我喜欢宾夕法尼亚东北部，这里既不是重要的大都市（这里是我的家乡），没有绵延广阔的郊区，也不是世人耳熟能详的地方。它们就像詹姆斯和黛博拉·法洛斯2008年的书中，以及HBO纪录片《我们的家园》里所描述的那样，是个“小而又小的地方”。这里除了媒体报道的坏消息之外，通常不会引人注目。

作为一个有影响的城镇，斯克兰顿可能在流行文化方面表现突出，但它只有7.7万人口，不能说是一个大城市。薇尔玛美发厅所在的黑泽尔顿曾经是个辉煌的城镇，那里的人口减少到只有3万，很多小企业艰难挣扎，布罗德街上的写字楼无人租用而闲置着。

在西边的唐克汉诺克，我发现了格伦达·舒梅克和一个自营药店的药剂师群体，他们为了维持生存而不断抗争。如果他们的店都关门了，人们就得开车去80公里外的地方买药。

还有很多其他小企业在应对疫情方面可以成为这本书的例证。“一条老街就是一个城镇的延续”，作家和社会批评家辛克莱·刘易斯1920年出版的小说《老街》（Main Street）中，虚构了明尼苏达州一个叫戈菲尔·普雷里的城镇。“不论在俄亥俄还是蒙大拿，也不论堪萨斯还是肯塔基，或是卡罗来纳，故事都差不多，没有太大的不同。”

在老福格小镇上，库苏马诺餐厅的困境和大部分其他城镇的高档餐厅没有多少区别。在唐克汉诺克小镇上的薇尔玛美发厅，莱赫药店和格伦达·舒梅克的礼品贺卡店也是这样。不过在选举年到来之际，作为选战阵地的宾夕法尼亚州还有另外的意义。只有加利福尼亚、得克萨斯、纽约和佛罗里达四个州比宾夕法尼亚选票多，2016年唐纳德·特朗普在这个州以4.4万张选票、不到1%的优势获胜，其中70%的选票来自安德里斯山脉的几个县。卢泽恩县（黑泽尔顿）和拉克历纳县（斯克兰顿）在宾夕法尼亚州的各县中成为两个最大的摇摆县，它们投给了特朗普。卢泽恩是全国206个所谓的“回旋镖”县之一，它们曾两次投票给奥巴马，但在2016年投给了特朗普。乔·拜登来自斯克兰顿，特朗普因在老福格镇上一个巨大的木材和厨房用品仓库发表演讲，也被写入书中。

那时，我与库苏马诺已经交流了几个月，演讲结束后，特勤局用来接送总统的被称作“野兽”的重型装甲超大豪华轿车就停在老街库苏马诺餐厅的正前方。但特朗普没有在这家高端意大利餐厅用餐，而是去了街对面一家由他信任的共和党人家族经营的热门的披萨餐厅。他点了一种独特（非常美味）的长方形的饼皮更松软、轻薄的披萨，然后登上“空军一号”返回华盛顿。

关于“小企业”（small business）这个术语有一点说明，这个词已被解释得过于宽泛而几乎没有意义了。联邦政府荒谬地将小企业定义为不超过499名员工的企业，如果我们不是生活在一个动辄拥有数万名员工、超大企业员工数十万的时代，499人这个规模无论以何种标准衡量，都应该是一个中型企业。（2021年初沃尔玛有员工220万人，亚马逊130万人，劳氏公司30万人。）一些专业学者和智库提出了“微型企业”（microbusinesses）的概念，因为我们的现代经济需要这样一个新的称谓来称呼特小型家庭经营企业。我接触的这类企业只有两个、五个或十个员工，但都不会超过二十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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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不由衷是美国小企业故事的主调。在美国人的叙事中，企业主是白手起家、靠坚强的个人而获得成功的英雄。官员们能有共识的少数几件事之一，就是认同小企业对美国经济的健康发展至关重要。美国的就业增长几乎完全是由小企业推动的，而不是大型企业。作为一个整体，大型企业往往减少和创造的就业岗位一样多。

不管左翼、右翼还是中间派，政客们都在重复着同样的台词：“小企业是美国的支柱。”然而，就在唱此高调的同时，他们仍在实践中偏向大型、有实力和人脉广泛的企业，损害着他们认为必不可少的小企业的利益。

联邦政府设有小企业管理局（Small Business Administration，SBA），但SBA是政府最小的内阁机构，每年的运营预算比国防部一天的支出还少。它的大部分资金最终流入有数百名员工的企业金库，有时甚至是超过500名员工的企业。

2020年春季，国会通过的“薪酬保障计划”（PPP）旨在为500人以下的小企业发放员工薪资提供支持，以帮助小企业在疫情大流行中生存下来，但在具体实施中被操弄成有利于那些大型和占主导地位的企业。一批较大的企业实体（最著名的就是美国星级餐饮集团公司昔客堡［Shake Shack］、知名牛排连锁店品牌茹丝葵［Ruth’s Chris］）利用了最初立法上的漏洞，看起来政府是为小企业准备了资金，但大部分小企业主还没有拿到，资金就不见了。尽管后来政府补充了资金，改变了规则，但PPP仍有利于规模较大的小型企业，而不利于只有少量员工的小微企业。尤其是那些由女性和有色人种拥有的企业，资金周转往往是它们面临的最大需求。

并非只有政客们言行不一，几乎所有人都对小企业抱有自相矛盾的态度。无论我们说起来有多么珍视这种夫妻店或家庭餐馆，但数据是不会说谎的：每年我们付给企业巨头的钱都在增加。我们认识到小企业给城镇带来活力，那些便利的小商店、老式药店、诱人的家庭小餐馆等，赋予了一个地方独特的个性。但是我们太忙了，所以总是会登录网站购物，或者被优惠价格吸引去那些大型零售商场。

我们都知道，那些独立经营的小企业有助于构成一个宜居的社区，但我们还是会光顾知名眼镜连锁品牌亮视点(LensCrafters，隶属于一家年销售收入100亿美元的企业集团)，或者登录互联网眼镜品牌沃比帕克（Warby Parker，2020年销售收入3.94亿美元），我们去理发连锁店享受便宜的服务，又去大型超市买打折的鲜花。

我自己身处其中也不能免俗。在距离曼哈顿上西区住处两个街区的地方有一家西维斯药店，但我们通常会去隔着几个街区的一家自营的“公园西药店”。不过我们还是会网购肥皂和牙膏等日用品，既方便又便宜。我不止一次去过西维斯药店买阿司匹林或剃须膏。我们会在附近的一两家小店配眼镜，但欧迪办公（Office Depot，美国大型零售公司，2020年销售收入100亿美元）时常发来8折优惠券，加上其他便利，所以我大部分的办公用品都是在它们那里订购的，而不是去隔着八个街区的一家本地文具店。

最近我在美国最大的家居电商威费尔（Wayfair，年销售收入140亿美元）买了一张书桌，但我从未想过在离我们三个街区远的达美乐披萨店（2020年销售收入40亿美元）点餐。我不知道为什么附近的人会在它们那里点餐，因为有好几家比达美乐更好的餐馆，包括我们街区的彼得披萨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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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偶尔我还是会经过一些个人经营的餐馆，在墨西哥风味快餐连锁店吃顿简餐。在路上奔波时，看到快餐连锁品牌帕尼罗面包(Panera)和赛百味（Subway）的标识也会很高兴。在家里，我们一边说不要沉迷网购，一边又在亚马逊网站上耗资不菲。我们喜欢个人经营的书店斯特兰，这家店最近接盘了一家濒临倒闭的书店。我也经常在美国最大的独立书店鲍威尔书店（Powell’s Books）买书，这家总部位于俄勒冈州波特兰市的书店在网上有很大的影响力,另一家思里福特书店（ThriftBooks）也不错。

但是，只要超过每天的步数目标，健康保险公司就会为我们在亚马逊网站上兑换1美元，而且每当孩子过生日时就会收到两三张亚马逊礼品卡。有时我们还想要免费的一站式服务和两天内送货上门，因为亚马逊为其“超级会员”提供了更多的便利。这些营销手段持续吸引、转移了传统自营商店的客流。

最后，我想告诉读者的是：从2020年4月起我开始采访小企业经营者，但直到那年夏天才实现面对面交流，也开始了一点点的记述。当在8月启动写作时，我一直担心自己会记录一场大规模的小企业倒闭潮。但与此相反，在实际采访中，我竟然发现了那么多出乎意料、令人饶有兴致甚至是振奋的事物。

*文中部分图片来自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拯救老街》

（美）加里·里夫林 著，方正辉 译

ISBN：9787532795628

定价：68元

出版时间：2024年8月

上海译文出版社

内容简介

一直以来，小微企业的故事就是挣扎求生的故事。

技术进步，口味变化，市场转型，新竞争对手出现，都会让小微企业频频陷入困境。

近几十年来，小微企业的生存愈发困难。在美国，有三分之一的小微企业活不过两年；有一半在开业后的五年内倒闭；能坚持十年的不会超过三分之一。

洪水、飓风、火灾、供应链断裂、银行的歧视，尤其是对妇女和有色人种的歧视：任何小微企业能够幸存下来都是一个奇迹。

2020年，布鲁金斯学会宣布新冠疫情是“美国小微企业面临的最大生存威胁”。一些人预测，每四家小微企业中就有一家会因大流行而永久关闭。其他人则将这一数字定为三分之一或更高。在2020年春季进行的几乎所有调查中，超过一半的地方企业表示，它们面临着倒闭的风险。

小微企业对经济的健康至关重要，这是所有人的共识，美国的就业增长几乎完全是由小微企业推动的。然而，作为美国最小的政府机构，小微企业管理局一年的预算抵不上国防部一天的支出。

2020年8月，在疫情肆虐中，普利策奖得主加里•里夫林再次上路，采访了200多名对象和60多家小微企业主。原本，他担心会见证和记录一场大规模的小微企业倒闭潮，未承想，却发现了那么多出乎意料、饶有兴致甚至是令人振奋的故事。

作者简介

加里·里夫林（Gary Rivlin）是普利策奖获奖记者，著有九本书，包括《卡特里娜：洪水过后》等。他的作品发表在《纽约时报》《新闻周刊》《财富》《GQ》和《连线》等刊物上。他两次获得代表财经新闻最高荣誉的杰拉尔德·勒布奖，曾任《纽约时报》记者。

原标题：《新冠疫情中，美国小微企业的死与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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